杨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副主任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从空间句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它仅仅是大学象牙塔中的理论，研究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类似于很多自然科学理论，它本质上试图回答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然而，80年代后期，空间句法在西方规划与设计实践中得以试用，它立刻得到西方实践界的广泛认可，成为了一种应用性的理论与工具，甚至商业性的空间句法咨询公司随后诞生了。此后，空间句法的理论研究也在工程实践中迅速发展，以至于Bill Hillier教授认为在这个领域内最基础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实践中提出的需求与问题 (Hillier, 1996,2007)；而理论研究的进步又使得应用性的工具变得更加成熟与强大，从而空间句法的实践从较小尺度的局部设计逐步走向大尺度的城市空间总体规划。

　　为什么空间句法这个纯粹的理论能被运用到实际工程中？甚至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实际规划设计工程主要是解决“应该怎们做的问题”，为什么它们接受空间句法这种关注“世界是什么样”的理论？本文试图从西方城市规划设计发展的背景（当然上世纪西方建筑设计的发展也与之类似，但不是很明显）来解释这些问题，然后以伦敦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地区城市更新与伯明翰布林德利（Brindleyplace）办公中心区的规划设计为例进一步阐释空间句法是如何被运用的。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当代西方规划设计过程中包含了更多的参与方，如相关的居民、各种社团组织、各级政府、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商与投资商以及各种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形成了包容多方的规划，那么各方之间需要理性地达成一些共识，才能让规划设计得以实现，或者至少才能迈出第一步；而任何一方都会有空间方面的需求与设想，不管他们是否具备空间规划设计的背景，但是关于空间方面的共识不可缺少。而空间句法恰好提供了一个直观而有效的平台让各方能够理性地讨论，并“图像化”地即时展现并整合各种空间想法，让空间规划设计成为一个动态过程，又不会成为各方“平行线式的空谈”。

　　从自上而下的规划到自下而上的包容性规划

　　西方城市规划设计从注重物质性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性图纸与条例”逐步过渡到注重自下而上的包容性“规划设计过程”，其中也伴随着不同时期的规划师的自豪与失落，甚至无奈，也促进规划理论家们与实践家们不断地思索怎样更好地定义规划与设计，怎样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规划设计是否还可以享有医学与法学那些学科的“荣耀”等等。Peter Hall教授对此曾有深刻的论述与反思，如他曾揶揄道：1955年毕业的规划师趴在图板上，画着红红绿绿的用地示意图；1965年毕业的建立数学模型，借助电脑计算交通模式与用地；而1975年毕业的只好与各种社区团体彻夜畅谈，组织居民抵制外界的“入侵”，好像成为了“地方政治家”，但失去了“专业技能”（Hall, 1996, 2002）。下文以他的框架为主回顾一下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这也是空间句法进入规划设计实践的背景。缺少这个背景的回顾，将很难解释为什么空间句法在西方会得到当代规划设计界的认可。

　　正如Peter Hall教授所说，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才出现。190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才首次成立了城市规划系，同年美国哈佛大学设立了城市规划的课程，但1929年才成立单独的院系；直到1914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才成立了第二所城市规划系，同年英国规划协会成立（1959年才得到皇家认可），直到30年代末它才批准了7所学校的规划考试作为协会成员的认证。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城市规划完全基于设计，规划师的专业任务就是提出物质性总图方案，发展导则与规范，强调控制，这逐步形成了以用地控制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明显区别于城市社会或者经济规划。当然，这个时期是规划的黄金年代，规划师的地位也类似于医生、律师等，属于“救世主”式的专业人士。

　　然而，50年代中叶，这种物质性的规划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这种规划本质上是设计静态的用地平面图，它类似于传统手工业，依赖规划师个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又因人而异，也没有形成任何类似医学或者法学那样完整的科学理论；同时，西方在二战后人口迅猛增长，社会进入了消费时代，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大众化，这一切都加快了城市的扩展与更新，而传统的规划方式对此有些力不从心，不能有效地预见城市中各种动态的发展，也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反而导致了很多城市问题，甚至在某些区域激化了社会冲突，人们开始不信任规划师了（Hall, 1996），如Jane Jacobs这样的社会精英也在批判当时的规划模式（Jacobs, 1961）。

　　这之后，城市规划的范式发生了变化，美国国防与太空计划的系统论思想、德国地理学家们的经济与社会区位理论等进入了西方城市规划界。一部分城市理论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电子工程学家等）与一些实践者意识到了规划是一个过程或者程序，而不是一个结果，同时他们呼吁规划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手工业”。他们不再凭个人经验去“假想并设计”物质用地与交通等的空间“蓝图”，而是把建成环境看成一个系统，去记录并分析那些物质、社会、经济等因素是如何在地球表面上分布的，然后用数学公式去预测未来的规划方案，于是“设计蓝图”变成了“建立模型”。规划师的工作变成了采集人口、就业、收入、交通、用地、甚至个人偏爱等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建立数学模型，分析计算结果等等；同时，整个工作是滚动式的，随着规划的进展，数据加以更新，结果发生变化，策略加以调整。从而，规划从物质性设计进入了社会与经济领域，它的范畴与地理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相重叠；而传统的物质规划师变得非常迷茫，感叹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Hall, 1996）。

　　然而，60年代后期，美国的种族、贫穷、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导致了城市暴乱，这意味着城市系统并未按照数学模型在发展。于是，人们意识由于每个人或每个团体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权力去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因素是相互缠绕，甚至彼此冲突，即使某个超人能收集到所有数据，放入数学模型，它们之间复杂的影响也会让这个模型坍塌，而不能真实反映并预测现实的决策。因此，社会各界越来越怀疑系统性规划，不相信专家们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伴随着反越战等活动，自下而上的规划思想与实践浮出了水面。此刻，各种口号与标签层出不穷，比如渐进性规划、倡导性规划、协调性规划以及概率性规划等等，它们共同特征就是削弱规划师的权力，就如同剥掉牧师神圣的外袍，只让规划师成为各方利益团体的协调员，看似规划师已经成为了“社会活动家”，可是他们变得没有任何专业技能，除非人们认为“调解”也是规划师的本职专业；然而，一部分人却认为规划师的专职就是政治活动，这实际上也在消解规划师这个职业（Hall, 1996）。表面上，规划师好像能够处理任何问题，遍及政治、经济、社会、设计、机械工程、交通等各大领域，但是Peter Hall教授（1996）引用了Wildavsky（1973）的一句名言：“如果城市规划涵括所有领域，那它也许什么都不能解决”。于是，任何人都在怀疑规划师的作用。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起，规划师逐渐进入了“沮丧时期”，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然而，一方面，这促使了公众参与规划的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规划理论家与规划师们也开始反思规划设计是什么，也意识到应该区分规划过程与规划成果这两个概念，也在思考规划是否应既研究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又研究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的问题。

　　那么有了公众参与，规划设计这行业是否不需要了？70年代，理论界的David Harvey、Manuel Castells、Henri Lefebvre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等角度讨论了规划，认为它是必须的，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消费社会的负面效应，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不少实践家们也逐步意识到了各种相关团体彼此争论，都在强调各自的“合法”理由，特别是当大家拿出“多样性”的筹码，这往往使得谈判没有共识，也就无法实现任何开发。例如，70年代的伦敦道克兰区更新就是典型案例。当时，道克兰区属于东伦敦衰败的码头区，聚集了白人蓝领、印巴以及黑人等少数民族社区，也属于三个行政区的交接地带。70年代初期，大伦敦政府以及各个地方区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道克兰码头区正在衰败，制定了不少复兴规划计划，其中大伦敦政府还制订了五套方案，从激进式的新城建设到渐进式的社区更新，但都是基于传统的用地控制规划。然而，这之后规划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张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以社区为基础形成了大量不同种族、文化、经济、性别等方面的自发团体，也形成了代表当地居民的道克兰区联合委员会(Docklands Joint Committee)与道克兰区论坛(Docklands Forum)等组织，各方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咨询、规划、抗议等，同时，三个地方区政府也有各自的想法和进程表。于是，任何方案都为得到共识，本地居民也开始变得绝望了，不少有技能的居民也逐步移出这个地区，到了70年代底，道克兰区变成伦敦最穷、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甚至伦敦其他地区的市民否认这片地区属于伦敦。1979年上台的环境大臣Micheal Hesltine用一句话总结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参与了（规划），但谁都不负担任何责任，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了。”（LDDC, 1998）

　　与之同时，一些理论家们呼吁用市场代替规划控制，以此适应快速变化的城市。如Peter Hall等学者于1969年提出的“非规划”概念，建议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取消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性规划，让自由市场来主导（Hall, 1977）。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都采用了类似的概念发展城市。如1981年7月2日Michael Heseltine批准成立英国最大的城市发展开发区(UDCs)——道克兰区合作开发区，采用了“非规划”的模式，同时也排斥了当地居民、甚至区政府的参与。这不仅引发了当地居民大规模的抗议，而且社会各界的批评蜂拥而至，加剧了当地居民、当地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一方面，90年代初，道克兰区的更新以其最大开发商的破产而宣告失败，这让人们一度反思这种“非规划”的模式，后来Peter Hall也辩解道，在他提出这个概念时，他也认为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模型，英国福利政策决不会容许这种激进的规划方式 (Hall, 2002)。当然，由于9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复苏等原因，道克兰区的更新最后成功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方逐步形成了合作规划与开发的共识：即迫于各方压力，道克兰区合作开发区于1987年开始逐步让区政府与当地居民参与更新计划，甚至1991年底让他们的代表进入决策层，重点改善地方社区的教育、培训、医疗、公共设施以及社会住宅等，形成公共部门、私人机构以及志愿组织的合作模式(LDDC, 1998)。

　　可以说，这时期的规划实践包括了两种“反控制性规划”的途径：公共参与和市场配置，而新的规划模式正在酝酿之中。80年代到90年代，城市规划实践大概分成了两大类型：1、类似行政人员工作，解释各种规划导则与规划法规等；2、地方公共部门、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彼此合作，提出规划方案，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又彼此竞争，期望获得规划批准并实施，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游说式规划模式（Hall, 2002）。

　　然而，在理论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的规划思想，借鉴了建筑、电影、文学等后现代理念，强调不断变化的现实、浑沌与碎片等，甚至认为世界就是由符号与虚像构成的，进而突出各自文化与爱好的不同。这使得某些“文化至上”的规划理论变成“极端民主主义”，每个团体或个人都在强调自身无需证明的“文化独特性”，沉浸于规则与道理的相对性，拥抱一切都不确定的后现代梦想。Peter Hall（2002）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这些理论本质上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根基——理性，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规划，没有理性各方就各说其事；而且爱好某种文化是不需要理由的，也就无可辩驳；这样参与规划的各方永远不能达成共识。这表明了象牙塔中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分道扬镳了（Hall, 2002）。

　　然而，在这个规划思想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各界形成了一个共识：自下而上的包容性规划，即相关的团体与个人都有平等权力参加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即使各方不可能达成共识。而实践界认为公共参与应该在透明的过程中形成某种合作关系，尊重各方的利益与要求，力求改善现状，让一切变得更好（Smith, 2007）。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性规划包含了公众参与和市场配置的过程，基于理性谈判，其底线是“不变坏”；只有理性地交流才会形成多方合作的形式，才能自下而上地形成多方共赢的可行方案。此外，包容性规划的出现也有其他后现代的背景：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以及第三产业迅猛发展，这使得当代城市面临更多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挑战与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以及脆弱，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带来难以承担的城市问题。因而，城市的发展变得更需要从整体角度来考虑，或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分析，其中让各方都负担责任就成为了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目标之一。

　　由于参与规划的各方背景各异，也许包括当地居民、各级政府、全球各地的开发商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咨询专家等，那么交流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传统的绘图、“科学”的模型、个人经验的陈述、讨论会、听证会等涌现出来了，不管是传统的规划师，还是系统论的规划师看来又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定位，当然不再是延续以前自上而下的规划了。而另一方面，由于“自上而下的权威”的相对消解，“现状证据”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包容性规划的基础部分就是将现状证据呈现给各方，同时又促进各方基于这些证据理性分析与讨论，才容易形成各方认可的方案，其中交流方式的直观性与简易性也尤为重要。

　　空间句法

　　为什么空间句法能够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支持包容性规划，并得到规划实践界的认可？诚然，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的政策分析与制定越来越重要，这与过去只关注物质形态的规划与设计相差甚远，但是空间形态仍然是规划与设计的一个争论焦点，因为空间形态不仅往往体现在政府部门、专家们以及开发商们对于区位选址、空间布局、用地性质等方面的论证与协商之中，而且根据生活常识，非专业的市民也知道空间形态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如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一条城市干道穿过住宅小区，这肯定对小区生活有影响，也许交通噪音干扰宁静生活，也许某些住户有机会开店铺等等，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话题，在公众听证会上，当地市民自然有能力发表这方面的看法。此外，从空间句法以及其它空间学派的研究来看，空间形态的确与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如商业繁华的地区与高档住宅区的空间形态显然不一样；而紧凑的空间布局与分散的空间布局对环境能源的影响也不一样。

　　因此，一方面，对空间形态的讨论往往隐含在对其他方面的讨论之中；而另一方面，在各方讨论与对话中，空间形态又如同地图一般，看似直观而中性，各方都往往根据各自观点与利益来“勾画”空间形态，也许是专业图纸，也许是草图，甚至是文本或者语言描述。然而，在包容性规划中，各方对空间形态的看法往往由于出发点不同而相去甚远，缺乏一个理性的交流平台，大家较难形成共识。例如，房地产商开发一个楼盘，往往更关注地段内部的空间布局，而政府部门可能更关注城市的公共路网结构，或者地段周边的居民可能更关心楼盘布局对自身的影响，或者，如果是城市更新，地段内的拆迁户可能更关心回迁后的地段位置等等，各方对楼盘空间形态的看法可能会大相径庭。

　　而空间句法则提出了一种理性而直观的交流方式。首先，它定量而形象地展示了空间形态，分析每个空间与其周边所有空间的关系，如空间整合度，其中红色表示空间整合度高，蓝色表示空间整合度低（图1）。整合度高的空间表示统计上人们容易到达的空间，也是相对热闹的空间，而整合度低的空间表示统计上人们较难到达的空间，也是相对隔离或安静的空间。例如，图1表示了伦敦空间整合度分布图，显然白线内的伦敦中心区具有较高的整合度，泰晤士河北岸的整合度高于南岸等等。其次，各方可以审视一下现状空间形态，并客观分析人车流、用地、人口构成、收入、盗窃等社会经济因素，定性或定量地比较空间形态是否与这些因素相关。例如，伦敦中心区交通更拥挤，却也更具有城市活力，而统计上北岸居民的收入比南岸得更高，这些都与空间整合度分布图（图1）相关。

　　再次，如果各方接受了这些事实证据，那么各方可以把自己对形态布局的想法“画”出来，其中任何细微的空间变动（如街道长度与宽度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空间整合度的分布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将影响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基于这些分析，各方可理性地比较与讨论，也许会发现其他形态构思也可以接受，或者也许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观点”，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

　　

　　图1 伦敦空间整合度分布图，白线内为城市中心区。

　　来源：根据Bill Hillier的模型绘制

　　当然，空间句法本身也并不是为了包容性规划与设计而刻意发明的一种方法，它的功效其实是被“包容性规划与设计”所偶然“发现”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改进与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伦敦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地区城市更新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这是一块废旧的工业与铁路用地，也是伦敦的一个交通枢纽，英国铁路公司与私有化的国家物流联盟共同拥有它。城市更新包括很多参与方，除了土地拥有者外，还有坎姆登地方政府、Rosehaugh Stanhope开发商、各种规划机构与建筑事务所、伦敦大学学院城市规划学院、当地社区组织、当地居民等等。坎姆登地方政府呼吁混合开发，包括商业、交通、办公、住宅、娱乐等，提高城市活力，这种理念显然已经是那个年代西方城市规划实践的共识，各方都不会反对。然而，各种功能的混合比例就是争论的焦点，英国铁路公司、国家物流联盟与开发商等都偏向更多的办公商业用地，而当地社区组织、当地居民与伦敦大学学院城市规划学院都偏向更多的住宅用地，这个争论的过程还伴随居民听证会等，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当前的新词：包容性规划与设计（Fainstein, 2001）。一次，伦敦大学学院的Bill Hillier教授给当地社区组织介绍空间句法的研究，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直观，容易理解，也符合常识，就把空间句法用在了各方讨论的过程中。

　　例如，国王十字车站以及周边地区的空间现状用轴线图表示，然后分析空间整合度（图2），红色表示空间整合度高，即统计上人们容易到达的空间，也是相对热闹的空间，蓝色表示空间整合度低，即统计上人们较难到达的空间，也是相对隔离或安静的空间。而图1恰好反映了当地居民对现状的大致感觉：该地区南面比较热闹，商业活动频繁，而北部则比较冷清，甚至某些住宅区有些荒凉，犯罪率也较高，当然具体的人车流分析也反映了这种感觉。于是，各方面也比较接受这种空间分析图。之后，参与者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可以画出理想的空间布局，比如某种“方格网”、某种“放射式”等等（图3），再把这些方案放入现状轴线图中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不同的空间整合度分析，比如那种“方格网”很蓝，即整合度很低，而那种“放射式”聚集了主要的红色线条，即其中某些空间整合度很高（图3）。那么，大家可以设想，整体蓝色的“方格网”很可能类似地段北部过于冷清而不安全的住宅区，这是当地居民尽量避免的；而聚集了较多红线的“放射式”很可能比地段南部的街道更热闹，也许意味着更多的商业与办公，甚至成为当地的商业办公中心区，这也是当地居民不愿看到的。也许那位参与者在勾画“方格网”或者“放射式”时，他/她设想的是一种富有生机的住宅区，其中点缀一些商业与办公，而空间整合度分析图则给出了另外一种图景，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定量地检验。此外，参与者还可以对方案细节的可行性进行理性的讨论与比较，如某条街道是否可以延伸并穿过某个土地拥有者的地段，或者是否保留某些原有的街巷或废弃轨道等等，这些细节往往是方案是否能实施的关键，也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而空间整合性分析图都能给出这些细节变化对方案的影响。从而，空间句法提供了一种各方检验空间布局想法并理性交流的方式，并且向各方证明任何局部的空间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整体空间效果。

　　

　　

　　图3 国王十字车站以及周边地区的比较方案的空间整合度图。

　　来源：Bill Hillier

　　当时，Norman Foster很赞赏空间句法的分析过程，认为这是一种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方式，它支持了感性的草图式灵感，也提供了理性检验、反思与交流的平台。之后，Foster在国王十字车站总图设计中与Hillier开始合作，让空间句法成为规划设计咨询的一部分（见图4），以此让各方有可能就空间形态充分交流，协调了大家对办公商业与住宅的不同需求，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Foster, 2001)。虽然国王十字车站城市更新最后由于英国90年代初经济危机而未能实现，但是直到目前，空间句法公司一直都在参与这片地区的逐步更新，从空间、人车流、用地、行为环境等方面都作了更细致的定量咨询，不断地推动各方协商，动态地完善规划、设计以及实施。

　　

　　图4 国王十字车站Foster的方案以及空间整合度分析图（灰度越深，整合度越高）。

　　来源：Foster, 2001

　　布林德利（Brindleyplace）工程

　　在包容性城市规划与设计中，除了公众参与和听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往往投资商或开发商、相关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公共机构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这可以让规划与设计更贴近市场的需求与变化。然而，他们之间关于空间形态的争论也是很常见的，因为不仅仅他们的开发与规划理念有可能不同，而且他们对地段空间的理解也可能不一样。而空间句法则可以相对中立地提供客观的空间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等证据，做出一定的方案预测，协调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促进他们达成一定的共识。以下以英国伯明翰的布林德利工程为例说明空间句法的实践。

　　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也曾经是著名的“世界工厂”。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制造业几乎彻底破产了，其运河也随之衰败了，于是市政府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计划发展旅游业、会议展览等，重点更新旧工业区。以布林德利为中心的宽街(The Board Street)地区是废弃的轻工业区，又恰好临近老城中心区的西南角（图5）。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府正式启动了宽街地区城市更新计划，吸引投资与开发商，主要发展娱乐、休闲、办公、会议等，包括英国最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主要由欧共体投资）、国家室内运动场（大部分为政府投资），分别比邻布林德利区的东侧与北侧；同时借鉴了美国波士顿法尼尔厅市场（Faneuil Hall Marketplace）以及James Rouse在巴尔的摩的更新计划，打算把布林德利区开发为“节日市场”（主要由私人投资）。

　　1988年当地规划部门邀请了英国、美国、荷兰以及日本的城市专家点评了伯明翰的规划与设计，认为其规划应更注重城市活力与质量，布林德利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到了1991年，国际会议中心已经建成，女王亲自剪彩，但布林德利区还处于规划争论之中：“节日市场”方案已经做了很多轮，但这种想法却正被抛弃，因为大型商贸市场(Shopping Mall)并不能吸引投资；开发商们根据市场的变化，提出了新方案，以办公、餐饮、娱乐为主，并邀请Terry Farrell来做规划设计；而代表社区居民的“伯明翰人民规划小组”要求减少办公用地，增加公共空间、河边绿地公园以及住宅等，并提出了另一套规划方案，还面向市民展览；政府规划部门要求建造公共广场，发展无障碍的步行系统，还邀请美国规划师Don Hilderbrandt制定了这个区域以及周边的步行规划方案，美名为“场所项链”（图6）。不过，各方在混合用地、中心广场、公共空间步行化、至少120套住宅等想法上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然而，政府规划部门还是在担心这是否能形成具有活力的城市办公中心区，因为伯明翰在历史上就偏好宏大工程与实用型管理，而往往反而削弱了城市活力与质量，如恶名昭著的内环高速公路（Birmingham Inner Ring Road）。为此，开发商又组织了一项“不明智”的参观活动：特意在周末非办公时间，请布林德利区规划委员会去欣赏他在伦敦新建的办公区（Broadgate），虽然建成环境无比精美，然而却空无一人。于是，规划委员会认为开发商的方案将会导致一座“假日死城”，这又激发了各方的争论，谁也不能说服对方(Holyoak, 1999)。

　　

　　

　　图6 美国规划师Don Hilderbrandt的步行规划方案。

　　来源：Holyoak，1999

　　于是，Terry Farrell与开发商邀请了Bill Hillier来分析空间形态，预测步行人流量，并检测方案是否能形成城市活力中心。首先，Bill Hillier领导的研究小组（当时还未成立空间句法公司）建立了整个伯明翰现状的空间轴线模型，分析了全局整合度（半径为n），即每个空间与该城市所有其他空间的关系，与局部整合度（半径为3），即每个空间与其附近的空间的关系，见图7。

　　

　　图7 伯明翰现状的空间整合度分析。

　　来源：根据Bill Hillier的模型绘制

　　可以发现，地段东南侧的宽街(Broad Street)具有较高的全局整合度，即它在整个城市的层面上具有较高的整合度；而老城中心区的商业街具有较高的局部整合度，即它们在局部地区的层面上具有较高的整合度。其次，空间句法小组观测了该地区以及周边的步行人流量，分为工作日与周末，发现老城中心区的步行人流量与局部空间整合度有较高的相关度，而地段西南面的五路地区(Fiveways)的步行人流量与全局空间整合度有较高的相关度。笔者在2004年的工程评估中用相关等高线的图示表达了上述的结论（图8），即靠近老城中心区59%的步行人流量更受局部空间组构的影响，而靠近五路地区71%的步行人流量更受全局空间组构的影响(Yang, 2005；杨滔2006)。

　　

　　图8 布林德利区以及周边的空间与步行人流的相关性分析，1991。

　　来源：杨滔2006

　　这个图示暗示了地段东北周边与西南周边的空间结构是割裂的，它们对步行人流量的影响是显然不同的。当时的研究报告建议空间规划设计应整合这两个方向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成一个在整体与局部层面上都能增进步行人流量的空间格局。图9表明了在空间句法的建议下，建成效果的确实现了部分目标。第三，空间句法小组比较了不同的方案，即把各个方案放入现状空间模型中，对比了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整合度以及空间可理解度（即一片地区中，所有空间的局部连接度与全局整合度的相关值）等评估因子。一般而言，核心公共空间的整合度高表示这个空间更容易被人们使用，而某个地区的空间可解度高则表示人们在该地区中更不容易迷失方向，即人们通过空间的局部连接关系就可以方便地推断出空间的整体结构。通过这些定量的对比可以理性地评价所有方案的空间形态。第四，分析现状空间的模型与实际观测的步行人流分布，建立回归方程式，预测方案实施后的步行人流量。如图10表明了空间句法小组对最后实施方案的预测效果，针对不同的街道，对比了更新前后以及预测的步行人流量。

　　

　　图9 布林德利区以及周边的空间与步行人流的相关性分析，2004。

　　来源：杨滔2006

　　

　　图10 布林德利区以及周边的步行人流预测。

　　来源：Bill Hillier

　　Bill Hillier根据相对中立的空间与步行人流分析，提出了不少建议，从空间的角度“揭示”了争论的焦点，即如何通过空间布局形成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从而让争论更加具体化。他认为应该直线式地联系地段内的中心公共区与老城中心区，其中穿过国际会议中心室内的中轴空间，并斜向跨越运河（图11a），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激活”地段，形成聚集人气的城市中心。而实际上，在Hilderbrandt的步行示意图（当地政府的规划方案）上也体现了类似想法，通过国际会议中心联系老城中心与布林德利的中心广场，当然Hilderbrandt的方案是折线连接（图6），而开发商的方案（Terry Farrell设计）也部分采纳了Hilderbrandt的想法。然而，当时开发商与不少专家们都认为这种空间连接并不是关键性的，宽街才是联系老城区与五路地区的关键，宽街的人流会自然“辐射”到地段中（图11b），而且人们是否愿意穿过国际会议中心的室内空间就值得质疑。例如，Terry Farrell事务所的John Chatwin（后来为布林德利办公区工程总设计师）是伯明翰人，他认为自己从小就知道宽街是非常重要的空间走廊，联系着伯明翰西部郊区与老城中心区，Hillier说的那一套难以令人信服，规划委员会也未必能理解。而此时，政府规划部门则一定要让开发商证明方案的空间布局可以聚集人气，否则就换方案。

　　

　　图11 布林德利区与老城区的空间分析。

　　来源：根据Holyoak（1999）改绘

　　在讨论中，Hillier就各个方案，比较了连接老城中心区与地段的直线方式、折线方式、以及不连接的方式，认为只有直线式连接，地段内空间整合度与可理解性才会最高，也能提高宽街的空间整合度。例如，图12显示了这种空间比较，三个方案的差别仅仅在于老城中心区与地段联系的不同，或更确切说，A是沿国际会议中心的轴线方向跨运河建桥，B是垂直于运河建桥，C是不建桥。不管分析全局整合度，还是分析局部整合度，只有A方案中的地段内部出现了红橙色的空间，即地段内部形成了全局与局部整合程度较高的空间，而且A方案的可理解度最高，为0.8487，远高于C方案的0.5515，这对于需要聚集人气的城市中心是必要的。此外，Hillier还预测A方案中跨越运河的空间轴线将具有最多的步行人流量，可能接近老城中心区的商业街，还建议把这条轴线引向地段西侧外的住宅区。各方基于Hillier的分析与预测进行了多轮讨论。既然Hillier较为客观地证明了直线式连接老城中心区与地段的方式可以显著地增加步行人流量，对方案的改动也不大，那么政府规划部门、开发商与专业人士都基本认可了这种想法，国际会议中心也同意今后让行人自由穿行，各方为此形成了一个共同认可的方案，于是开发商的方案经修改之后就通过了。当然，很多人是持保留态度的，Hillier关于用轴线连接地段与其西侧外的住宅区的建议就未被采纳，因为大家认为这更无必要了。然而，当布林德利办公商业区建成之后，沿国际会议中心方向跨运河的空间轴线上聚集了大量的人流，两侧也聚集了大量的餐饮、酒吧与服装店铺，废弃的运河也变得很热闹，国际会议中心内的餐饮与书店等也受益不小，布林德利区已经了聚集大量人气（图13），并一直延伸到老城中心区，成为了英国城市更新的典范(Healey, 1999)。英国城市与建筑评论家Joe Holyoak(1999)说，当时很多人都在怀疑Hillier的建议，现在看来他的建议是毋需证明的。

　　

　　图12 布林德利区比较方案的空间整合度分析。

　　来源：根据Bill Hillier的模型绘制

　　

　　图13 布林德利区建成效果，聚集了大量人气。来源：笔者

　　小 结

　　当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设计演变为理性的包容性规划设计之后，承担责任的参与方更多，争论与协商也更多，各方是否能理性地讨论，考虑多方需求与市场变化，并形成可行的共识或者合作关系，这是规划设计得以实施的关键。因此，城市规划设计不再是静态的“制图”，而更注重多方交流的过程，也形成了无数辅助协商的理性平台。而空间句法的理论与方法则提供了一种理性而中立的交流方式，辅助各方讨论空间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人车流、用地性质、人口构成、易犯罪场所、尾气污染等等，促进各方讨论空间形态在城市活力、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折射，明晰空间形态的争论焦点，形成各方的共识。因此，空间句法被西方的空间规划与设计实践界逐步接受。同时，实践工程又提出了各种新课题与挑战，如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对人车流的影响等等，特别在包容性规划设计中，不管是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还是普通市民、志愿组织等都会提出更多的设想、需求、质疑以及批评，这又推动了空间句法进一步研究，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

　　沙朗·佐金：从纽约的阁楼生活到众创空间崛起

　　来源：原创 2017-11-30 宋代伦 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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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院教授沙朗·佐金（Sharon Zukin）在上海展开了短期的学术访问，在上海纽约大学、同济大学、半层书店等地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最新观察。

　　从纽约的阁楼生活到对城市空间“原真性”的批判，从城市文化再生产的观察到对全球各地商街的扫描……作为一名城市社会学者，佐金始终保持着对城市发展和生活形态变迁的高度关注。如今，她的研究兴趣又聚焦于近些年全球各地兴起的共享办公空间（WeWork），相关研究也将出版专著。在半层书店，佐金以纽约为例，分享了从阁楼生活（Loft Living）到众创空间过程中纽约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并寻找变迁背后的动因。

　　

　　10月27日，在半层书店，佐金的讲座内容。本文图片均来自讲座

　　SoHo区：从工业棕地到艺术家街区

　　佐金一开始的学术训练是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来到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后，因受到大卫·哈维等人的影响，她的学术旨趣开始转向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某一天，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新闻，讲到SoHo区里的小工厂主和工人们被业主赶出街区的阁楼，决定将这些厂房改造为公寓。作为一名城市社会学者，她觉得可以帮助这些人。于是佐金开始接触这些人，并代表他们在当地的社区委员会里积极发声，以保护他们免于被驱逐。

　　这一过程中，她也开始系统地研究自二战后，SoHo区的阁楼生活和背后整个空间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变迁。1982年《阁楼生活》（Loft Living）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当代城市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通过该书，这片街区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后工业社会中象征经济、文化资本、空间再生产、绅士化等问题的思考，该书告诉人们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佐金和家人目前仍住在SoHo区的阁楼里，以保持对街区的持续观察。

　　SoHo区位于下曼哈顿地区，因在休斯顿街（Houston Street）以南（South）而合拼得名。19世纪以来，SoHo区由原来的独立战争时期防御工事区转型为具有特色的社区，建筑功能和邻里关系也随时间不断改变。到19世纪中叶，早期联邦和希腊复兴风格的房屋被更坚实的砖石和铸铁结构所取代，这种建筑风格奠定了此后阁楼生活空间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同时期，沿百老汇大街，一些奢侈品牌店、豪华酒店、剧院等陆续开放，同时许多小业主也进入街区，包括瓷器商、玻璃品商、出版商、木匠、锁匠等。

　　1860-70年代，经历了美国内战和金融恐慌后，SoHo区的人口和商业活动锐减。到19世纪末，大型纺织业开始进入该街区，SoHo区成为纽约纺织品的批发交易中心。二战之后，纺织业大部分转移到了美国南部，许多建筑空置出来，被仓库、印刷厂等取代，有些建筑被拆除，变成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停车场和车库，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小工厂小作坊，工作和生活都在铸铁阁楼里。

　　到1960年代，SoHo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工业棕地：缺乏管理，闲置荒芜，但仍在使用，有强大的再生潜力。也是在这一时期，纽约从市政府、银行家到业主和市民们开始注意到文化和符号对于城市发展和营销的重要性，开始推动文化战略，在市中心打造文化艺术空间，树立纽约作为文化之都的形象，代表如1960年代建成的林肯文化中心。

　　文化机构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1970年代以后，文化作为象征经济开始主导城市的空间生产。与此同时，纽约和世界各地的移民和艺术家们也逐渐进入SoHo区，开设各种画廊、设计师商店，改造原来的工人餐厅，建立起充满艺术氛围的生态系统。

　　1950-60年代，也是纽约经历大拆大建的年代。以罗伯特·摩西、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市政当局和资本集团，与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文化学者、艺术家和社会人士，在纽约城市空间规划上产生了激烈对峙。对于SoHo区，一方计划修建快速干道，穿过街区来连接前往布鲁克林的大桥和隧道；另一方则合力反对该计划，因为这会破坏街区铸铁建筑群的完整性。

　　最终雅各布斯一方成功挫败了该项目，这一过程中也加强了SoHo区的艺术家群体和居民的的身份认同。1973年，SoHo区被划定为铸铁建筑历史街区，成为美国第一个被指定为历史街区的地方。这不仅保留了SoHo区作为文化街区的形态，也为之后其商业价值的攀升奠定了基础。

　　绅士化：文化资本与象征经济的胜利

　　1970-80年代，当佐金开始介入到SoHo区的调查研究时，正是该地区的人群和空间生产发生剧烈变动和冲突的时期。一方面，20世纪以来形成的工业区传统关系已走到尽头，艺术家和移民则因为大量空置房屋得以进入。

　　尽管从区划法（zoning law）上这里还是工业用地，他们的工作居住处于非法状态。1970年代纽约遭到石油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连番打击，市政府已经无力阻止艺术家的占领运动，最终放弃严格的土地划分，默认了艺术家社区的存在。在一段时期，因为各方力量的角力、制度的弹性空间，加上租金压力较轻，SoHo区作为艺术家社区在短期内得到了发展和稳定。

　　另一方面，因为SoHo历史文化街区的确定，官方和利益集团开始从街区现有的文化和符号价值上挖掘商业升值空间，并开始有计划地推动该地区的绅士化进程。1975年财政危机后，纽约市政府已无力主导各街区的管理和发展规划，工业迅速萎缩，城市陷入失控。

　　正如佐金所说，振兴经济的文化战略通常在遭受经济下滑的地区获得大力支持。这段时期，公众的注意力也从工人、教师和工程师等蓝领群体转向了象征经济的设想者和生产者，包括媒体、明星、地产金融大亨、文化名流等。在向后工业城市的过渡中，建立在文化和符号上的象征经济和商业进一步崛起。这一系列工作逐渐交给私人中产阶级和地产、金融、文化产业集团。

　　1980年代，纽约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的各街区纷纷成立了“商业促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简称BID），成为实际上管理各街区的组织。从1970年代公私合营的方式到1980年代变为私营控制，BID的出现代表了对纽约公共空间的控制逐渐私有化的过程。地方街区不仅是维持社区和身份的空间，也成为大卫·哈维所强调的企业型城市和新自由主义的微型孵化器。

　　随着BID的建立，被组织起来的业主们想通过改变街区风貌，打造新的业态来吸引更多的消费和投资。1980年代后，SoHo区的租金开始上涨，ABC类型店（艺术画廊、精品店、咖啡馆）、时尚餐厅、高档公寓、博物馆等逐渐铺展开来，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游客、郊区返城的中产阶级和文化艺术投资者。

　　虽然1982年的阁楼法（Loft Law）规定了业主不得随意改造空间以控制租金，但法律抵不过租金上涨的规律。许多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也开始面临生存压力，有些开始搬出，有些则出售部分阁楼给有钱人，有些还在坚守，但艺术家的社区属性已经被打散。这一过程被佐金概括为：艺术家群体被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化街区搞垮了。

　　

　　1971年和2017年的SoHo区

　　文化街区此时已经不再服务于这些群体，佐金认为，它被地方精英当成控制城市空间和内部人群的一种权力手段，城市文化和象征经济成为确保其统治地位的一种主要工具。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文化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谁又应该被驱逐。这些都显示纽约最终达到了一种“艺术化生产方式”。

　　在佐金看来，1980年代的这一转向奠定了此后纽约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权力基础，甚至威胁到现代城市的外表和感觉（也许还威胁到城市生存），并生产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控制，视觉再现和权力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的定义和使用。

　　1990年代中期，随着租金的进一步上涨，大多数画廊也不得不搬离SoHo区来到切尔西区，虽然那里租金也不便宜。SoHo区的绅士化进程并未停下脚步，奢侈品连锁店、精品店、旗舰店，餐馆、酒吧、咖啡厅仍占据着街区业态的主流。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看到街区内有建筑立面上写着“EXCLUSIVE”（高档的，排他的）的字样，下面还标着一系列代表高品质空间的字样：duplex（复式住宅），penthouse（楼顶套间），featuring（特别的），private（私人的），roof terrace（屋顶阳台）……

　　创意与创新：众创空间打开新的可能性

　　但变化并没有停止。进入21世纪，一套新的话语开始出现，佐金将其概括为从艺术生产到创意经济（Creativity Economy）的转变。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系统研究了创意经济和生产者，这一套概念和理论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不仅在学界引起讨论，更成为城市决策者的重要参考。

　　一般来说，创意经济包括视觉艺术、表演、建筑、设计等。但佛罗里达认为，创意经济不只是创意从业者，还包括广大中产阶层，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像医生、律师、会计师、咨询师、媒体人等。佛罗里达的建议是，城市可以把所有空间都资本化，来吸引这些拥有较高教育和文化资本的人，城市空间建立在他们的需求之上，迎合他们的口味和偏好，这样最终能惠及所有市民。

　　因为这一策略不需要花很多钱，所以对很多政府有吸引力。通过佛罗里达的观点，创意经济开始在全球各大小城市扩张。发展文化和创意经济已经变成应付后工业时代城市衰落问题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解决方案，如今很难找到一个主要城市的规划不包括一个创意经济的规划设计。后工业时代城市的未来越来越依靠对城市的象征性再现，也依赖对这种观念的夸张投入。

　　但问题在于，正如佐金指出的，很多城市是迫不得已才决定加入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主流愿景之中的，它们没有考虑好自己能够真正向外部世界提供什么，仅仅因为这似乎是适合它们的唯一方式。为了获得某种甚至是不确定的竞争力，这些城市似乎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奔向一个根本不平等的竞技场。

　　佐金反驳说，创意经济的开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具有排他性（exclusive）的事业，那些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化的人群会踊跃来到这里，但更多人可能不知去向了，这本身就制造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紧张。佐金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建立在多样性和不同阶层人群的基础上才能维持下来，政府需要为所有人提供他们需要的空间。

　　到2010年代，城市发展的话语又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硅谷所代表的创新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共同推动了“创新经济”（Innovation Economy）话语的崛起，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但在佐金看来，“创意”和“创新”两者的关系仍不确定，有时创意被归到创新里，但常常“创新”会取代“创意”。很多时候企业家和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创新走得更近。而伴随这套话语一同出现的，则是共享办公这一形式的出现。2010年，WeWork的首个办公空间在SoHo区成立。

　　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作为最先受到冲击的城市，再次出现了一大批建筑空间空置的情形，这也给了从大型跨国企业到小微初创公司巨大的机会。IBM这样的巨头需要更灵活的办公场所，涌现的新兴创业公司（startup）更需要安身之地。用佐金的话说，“WeWork emerges company like WeWork”（共享办公的需求催生了WeWork这类公司）。

　　对于纽约市政当局来说，金融危机后城市如何发展也成为紧要议题。时任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认识到，纽约不能过于依赖金融业，许多人建议数字信息类产业应该大力扶持。虽然Facebook在纽约开了新分部，纽约也有几所理工学院，但这一切还远不够。纽约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持创新创业的整体发展。

　　于是在2013年底，纽约市政府批准在东河（East River）上的罗斯福岛建设新的政产学研合作园区，引进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合作办学，布隆博格带头捐赠一亿美元。

　　

　　2013年底，纽约市政府批准罗斯福岛建设新的政产学研合作园区。

　　目前，在WeWork诞生的SoHo区和其他拥有众创空间的街区，创新创业的群体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社区认同，为区别于硅谷（Silicon Valley），佐金把这些称为“硅巷”（Silicon Alley），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些社区的特征。

　　WeWork等众创公司的出现也助长了中间人的角色，在楼宇业主和中小企业间游走。有意思的是，WeWork从起初的以租易租的众创方式，也开始走向不动产的基础。近期，WeWork就斥资买下了第五大道上超过百年历史的精品百货公司Lord&Taylor旗舰店大楼，后者因为百货公司业绩在电商冲击下不断下滑，为缓解债务压力而将大楼让出。

　　历史演进到此似乎有了风水轮流转的感觉。佐金注意到，以WeWork为代表的众创空间不仅自身打入了绅士化、高端化街区的核心，也顺势让许多在绅士化进程中受到排挤的创业青年、城市闲逛者等“屌丝”们重新占领了市中心的空间，生产、办公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归。佐金观察到，这一趋势也在布鲁克林的中心区得到发展。佐金承认，这些情况是她当初写《阁楼生活》未曾预料到的。

　　

　　佐金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免费/自由地创造吗”

　　最后，佐金提出了几个问题供讨论观察。

　　首先，租金是否还会上涨？其次，这些科创空间是否又会因为与业主及大资本的角力，又被改造为住宅？再次，从“艺术化生产方式”到“企业家和创业精神”的路径，是否能给年轻人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和稳定的未来？

　　人们越来被鼓励、被教育成为创业者，但这并不能都保证一个有保障的生活。最后，政府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又将怎么做？纽约市政府和议会能否在BID的控制下，恢复让更多人受惠的公共空间？

　　这些问题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了像从纽约到上海这样的全球城市，究竟是包容性的全球化，还是只服务于特定人群、排他性的全球化。